根据《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（2020）》，2015-2020年，我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累计完成29334例，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（PMP）从2015年的2.01升至2020年的3.70，在捐献和移植数量上均居世界第二。但我们仍然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：供体短缺。虽然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意愿和理念认知逐年上升，但器官捐献在数量上存在天然劣势，远远达不到患者的需求量。

有一位肺癌患者问道：“既然尿毒症可以换肾（肾移植）活命，那要是我能换个肺是不是就能活命了？”

部分疾病可以通过器官移植来治疗，像心脏移植、肾脏移植也不乏很多成功的案例，其实换肺不是没有，只是相对少见。疫情的那几年国内就有通过换肺成功拯救肺炎患者的案例。

但是一场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背后的难度其实非常大，特别是肺脏移植。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：

难在器官来源

根据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，我国唯一合法的器官移植来源是公民自愿捐赠。如果选择活体捐赠，那么活体捐赠的双方必须是亲属，因为活体捐赠会损害捐赠者的身体健康，需要受到严格限制。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器官捐赠来源是公民死亡后捐赠，这一工作主要由人体器官获取组织（Organ Procurement Organization，OPO）负责。在获得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的同意之后，医师必须尽快摘下捐献者的器官，并用特殊方法保存。

2015-2020年中国人体器官捐赠量（不包含港澳台）

难在排斥反应

我们都知道免疫细胞具有识别“异己”的功能，会攻击外来物，如果要进行移植，需要配型以降低免疫反应。以输血为例，输血前需要血型相匹配，此外需要受血者和供血者的A、B、RhD这三种主要抗原相互匹配。但器官移植涉及到的抗原匹配更多，其中最主要的是HLA（Human Leukocyte Antigen,人类白细胞抗原）。在人体中几乎所有的有核细胞和血小板表面都有HLA分子，它们负责进行细胞间的相互识别。但在器官移植时HLA带来的免疫问题成了器官移植的一大障碍。为了避免引发的排异反应，患者在接受移植后可能还需要长期服用抗排异药物，在服用药物的情况下患者的三年生存率能达到三分之二左右。总体来说捐献者和接受者的HLA越相似，排异反应就越小。在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中，找到两个HLA相同个体的机会，只有万分之一至几十万分之一。如果使用免疫抑制剂，可以有效的缓解免疫反应，配型条件可以适当放宽。

难在手术条件

肺移植手术在我国开展非常少，远不及美国，而且手术难度极高，无锡市人民医院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，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相对来说经验和技术较好，其他能开展的医院很少，有相关经验和能力的医生更是凤毛麟角。对于肺癌患者来说，换肺并不是特别推荐的治疗方案。

在我国，大部分人的健康意识还较为薄弱，没有定期体检的习惯，很多患者筛查出来时就已经是晚期了。这种时候癌症很有可能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的部位，而肺移植只能算是一种局部治疗方案，就算成功移植也很有可能再次复发。与其去赌会不会转移，不如选择更加稳妥的全身治疗方案，如化疗、全身热疗、靶向治疗以及联合治疗等方案。

若以上问题都可以得到切实的解决，即有肺源、不出现明显的排斥反应、不出现转移现象或者只在双肺转移则可以进行手术。但肺移植手术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风险和注意事项：

1. 肺移植手术应尽快，否则可能造成肺的缺血和灌注损伤;

2. 肺移植过程中需要借助体外循环或人工心脏系统维持心脏功能；

3. 肺移植手术对肺脏的缝合技术要求较高，针距太近会影响呼吸，太宽会造成漏气或缺血；

4. 手术中还需注意不要损伤到膈肌神经，保证手术过程中体外系统的正常运作，进行麻醉时保证氧合和心肌收缩。

目前来说进行肺移植的条件过于苛刻，且风险较大，肺移植手术不仅对外科医生的要求极高，还需要麻醉、呼吸、护理、康复等多个科室共同协作完成，依靠肺移植救治癌症患者局限性较大，成熟的肺移植手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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